其理由谓略：人的生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价值，但并不是一项超越一切的绝对价值。
其次，片面强调标语口号式的法治宣传形式，未免比较单一。[11]以上概述，参见张伟光：《‘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和与时俱进》，《枫桥经验的科学发展》，第29-33页。
没有这么悠久的传统，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如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你仍可持该纠纷劝导手册向本庭起诉，本庭将依法予以快速立案受理。……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确定5名审判员为法律指导员，分片联系指导辖区两镇一乡的调解组织及所属村委会和企事业单位的191个人民调解组织，并将法律指导员的联系电话和联系点等内容印制成名片，分发到各调解人员手中，以方便联系沟通。4.调解的要求六个优先：容易激化的纠纷优先调处，经济纠纷优先调处，‘三养纠纷优先调处，有倾向性、牵连性的纠纷优先调处，影响生产的纠纷优先调处。
详细的表格登记和个人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尤以社区矫正为典型，其细密甚至繁琐的程度让人惊叹，其中的主要登记表格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许多村知道后都深有体会地说，制度制约了人、文明了村，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而且，即使他相信，除了个人的道德失误，自己的价值选择与社群一致，他亦不可被原谅。
对于个人独特性的保障而言，私域的确定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在统一的规则框架之下，法律实施过程里仍然要考虑个案中特定的行为人以及其所呈现的特定法律事实。此时，就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以此来决定是否赋予个人权利或要求其履行义务。所以，在一定场合将抽象的标准类型化，可以将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较好地予以结合。
脱离了行为人来谈论行为，显然使得对这种行为的评价会出现隔靴搔痒、不着边际的结果。在每一种情形中，对于限制行为能力都须予以一定的考虑。
[29] 转引自胡雪梅:《过错的死亡——中英侵权法宏观比较研究及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二是标准过于模糊或不确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法还抽象掉各种有关行动计划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而局限于具有确定社会类型的行动者们彼此种种互动影响之间的外在关系。[6]通过人权条款，可以保证个人既不受国家的压迫，也不受社会的同化，这样才能造就出一个个拥有个性、自主独立的权利主体来。
这就是形式正义的要求。[23]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以下。因为人有自由，所以人才能选择，从而成就其独特性。比如，一个人若生来就比较草率而笨拙，总是搞出一些意外，伤害他自己或邻人，无疑，在上帝的法庭上，是会宽恕他的天生的缺陷的，但他的失足带给他的邻居的麻烦，并不比邻人因为有罪的疏忽所遭受之麻烦更小。
法律由此继续不断地重新创造着自己的这一过程，从一般与抽象走向个别与具体。在有些学者的笔下，独特性也以个体性称之。
当人们竭其所能仍然不能获其生活所需时，国家就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按照学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客观且贯彻始终的劣势。
[33]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3]个体性与独特性一样，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经验、能力，每个人都以对自我的重视与维护作为其行动的根本。(3)弱者的形成源于制度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这与当事人是否努力毫无关联。意志虽然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范畴，然而在定罪时是完全不考虑动机因素……按尼诺的说法，法律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般精神因素—动机‘。个人的独特性源于每个人思想上的独立和生活上的体验，而这些，在喧嚣的公众场合并不能够达成。正因如此，当论及情感利益、非财产损害、侵犯人格时，在法律中不涉及机体内部的感觉，而是涉及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客观价值，该价值使得受保护的法益成为可交易的商品，成为精神利益。
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则与真实的个人之间无法协调。可见，现代法律必定要以行为作为规制对象，唯有如此，才能够用这一技术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28] 谢鸿飞:《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它意味着，国家为保障人的尊严，有义务为那些濒处困境的人们提供救助。
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以这样一类普遍性作为支撑：一是它必须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定规立制，而不是下达给某个特定人的命令。三、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的可能冲突独特的个人应当适用独特的规则，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法律与人性的契合。
因而当事人的利益不应该屈从于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现代法律作为一种规整社会的技术手段，需要凭藉计量、测算、权衡、比较等方式，才能对个人设定禁忌、确定责任。在这里，法律平等执行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法律的这种标准则未必会让人感觉公平。与以往的法律相比较，当代法律中的行为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可能发生的。
前者代表着人的一种外部动作，而后者则属于人的内心隐秘。（三）注重客观而对主观的有意回避以实际存在的行为为评价对象，以客观的、外部的动作作为法律计量的基础，这已成为法律的普遍特征。
显然，这与现代法律的旨趣相合，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法律的进步。为此，法律往往根据社会常识与社会公理来确定一个相对精确的尺度，以此度量人的行为的合法与否及决定利益的具体分配。
法律的普遍性是国家权威的必然，它彰显了国家的统治能力，也有利于人们将法律视为公共产品。[48]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一个具有价值性、目的性、社会性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柏林的主张是：对自由‘这个词的每一种解释，不管多么不同寻常，都必须包含我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如此，个人的独特性与法律的普遍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与冲突，法律的两难问题也由此得以呈现。在法学上，将权利、义务的具体行使者称为角色。
然而，当法律要对人的行为以犯罪加以追究时，并不把主观的内心作为考量的对象。实际上，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意志与动机是有明显区别的：动机指需要、欲望、意图，个人和社会的历史，有意无意地敦促行动，换句话说，动机使人们真实。
[13] [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古希腊、古罗马学者的作品中，大多把人视为同质性的存在，人只有公我而无私我。
第二种方式，则是对于法律上需要特别予以规定的身份关系，确立调整该类别、类型身份的专门法律，如法官法、检察官法、教师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12] [德]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
